在中国东部的山东省，收割季节正全面展开，随之而来的还有篝火。农民们收割完玉米和棉花后燃烧作物秸秆。大火非常猛烈，导致能见度降低，有时会迫使道路以及省会济南的机场被关闭。

　　这种做法已遭到禁止，但并没有减少的迹象。不久前的一个傍晚，53岁的农民张廷文（音译）赶着一架高高地堆满了棉花包的牛车回到农场。他说：“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没有其它办法处理这些没用的棉花秆。”

　　然而，在30公里外，一座新建的生物质发电厂将提供另一个选择，以大约每吨200元人民币（合27美元）的价格收购没人要的棉花秆。当被问到是否愿意借此机会增加至少5%的收成收入时，张廷文被晒得黝黑的脸上顿时露出了笑容，他竖起了大拇指。

　　国际能源机构(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称，在2010年过后不久，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耗国。该机构最近发布了一份报告，重点关注中国和印度能源需求预计在2030年之前翻番可能引发的各种问题。国际能源机构呼吁，加大对可再生能源和核能的投资力度，以缓解价格不断上涨的稀缺大宗商品的压力。

　　煤电约占中国发电量的70%，印度的56%。但已有迹象表明，中国和印度正着手实行积极的多元化计划，这些计划可能远远超过国际能源机构的预期。

　　中国政府希望，到2020年将可再生能源对中国能源供应的贡献，从近乎于零提升至15%，同时将核电容量提高逾1倍。印度前总统阿卜杜尔卡拉姆(A.P.J. Abdul Kalam)早在2005年就曾表示过，印度需要在2030年以前，将可再生能源占发电总量的比例从5%提升至25%。

　　国际能源机构最近预计，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占全球能源用量的比例将为10%。在很大程度上仍取决于亚洲将政治承诺转变为立法现实的速度。

　　贝克麦肯思律师事务所(Baker & McKenzie)可再生能源业务合伙人马丁维尔德(Martijn Wilder)表示：“对于可再生能源，你需要运用监管手段努力推进，同时创建投资确定性。”

　　随着油价向每桶100美元逼近，投资可再生能源的动力日益增加，特别是在斯里兰卡等仍有许多燃油电厂的国家。然而，对中国和印度而言，煤炭的成本优势仍是首要考虑因素。

　　瑞银集团(UBS)太阳能分析师Robin Cheng表示：“无论可再生能源多么便宜，它们仍比煤炭贵。事情的发展方向是对的，但仍有一个取舍问题，在中国和印度，我认为保持经济增长将超过对环境问题的担忧。”

　　中国和印度在加大利用可再生能源方面，并非形单影只。

　　另一个主要煤炭生产国印度尼西亚最近宣布，将研究一项新的食品及燃料综合政策，部分原因是为了从其不断发展的棕榈油行业获取更多好处。

　　新加坡已拨款3.5亿新加坡元（合2.43亿美元），用于在5年期间发展太阳能和生物燃料等行业。泰国最近采纳了一项关税体系，鼓励可再生能源的生产；菲律宾今年立法迫使石油公司在产出中包含一小部分生物柴油和生物酒精。

　　至于中国，维尔德认为：“现实是，如果中国人想做，他们就能做到。”

　　几家紧跟中国政府可再生资源目标进行投资的外资公司也赞同这种观点，尽管外资进军中国电力行业的努力先前遭遇了相对失败。

　　山东这家生物质发电厂的多数股权归香港最大电力公司中电控股(CLP)所有。中电控股还与美国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西班牙Gamesa、丹麦维斯塔斯(Vestas)和印度苏斯兰(Suzlon)一起，投资中国的风力发电。

　　中电控股可再生能源业务主管K.K. Chan表示：“对外商投资者而言，这是重新进入中国市场的极好机遇，因为在可再生能源方面，你确实需要技术和诀窍，而不只是资本金。中国现在已经有太多资本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