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口，可以“单兵突进”。目前全国环保部门开始公开一些环保信息，但是这还很不够，跟现实民众的需要差距还很大。《环境信息公开办法》将从明年起开始试行，一方面政府要按照《办法》要求努力公开数据，另一方面，社会上的民间组织、NGO可以配合，要求企业公开自己的污染数据，通过社会舆论形成压力。这样政府、社会组织和公众能够形成三方良好的互动关系，推进生态文明的实质性落实。

　　生态文明面临路径选择

　　南都：生态文明从纸面落实到实践中，需要解决哪些问题？

　　金瑞林：最大的问题还是体制问题没有彻底解决。法律制定后，执行打折扣，特别是环保法。在中国立法有很多问题，但法律实施这个环节问题更多。环境法的实施需要各方面的保障，需要技术、司法各方面支持，如果不配合，就会打折扣。往往我们规定了一些法律明令禁止的事情，到了地方之后不执行，屡禁不止。今后几年，我们一方面要推进那些禁止性的法律条文能够得到有效执行；另一方面，要加大法律责任，违法一定要追究法律责任，让其违法的成本要高于获得的利润。还有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实际上环境法的实施是受经济条件的制约的，如有的工厂超标排污没法治理，最后决定关闭，但地方的失业工人怎么办？地方的经济也会受到影响，所以执行困难很大。

　　马军：最大的问题实际上是解决环保中的权力寻租问题。政府要坚守权力边界，调动一切社会力量，绿色信贷、生态环境补偿都要纳入到信息公开的框架下来。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将违规企业的企业信息公开，银行、媒体、公众方面，采取各自不同的举措，对污染企业造成巨大的道德和舆论压力，当违法的机会成本远比风险获得和向权力寻租的代价为高时，生态文明的建设就扎实推进了。信息公开，这是面对困境我们能够做的，也是最容易有效果的。

　　杨鹏：生态文明虽然是绿色的，但是需要警惕的是，“生态文明”的“绿色”也是分“左”、“中”、“右”的。国内在吸纳绿色思潮时实际上是有思考的，因为绿色问题、环境问题、生态问题是不能进行私人细分的要素，同集体主义、公共要素容易融为一体，有人就认为这跟传统的集体主义有内在的衔接。一般认为，“生态文明”背后需要的是强势政府推进。但如果说要保护生态环境，就需要政府的强大干预，需要政府吸纳更多的社会资源，如此走向生态文明，那我们就走歪了。

　　南都：生态文明背后隐含的路径选择问题，是否意味着生态文明需要政治文明的助推？

　　杨鹏：推进生态文明的路径包括两种：一条是调动政府强大干预、政府吸纳更多的社会资源，通过政府来推进生态保护、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循环经济。这条路以生态的目的，支撑了需要改革的大政府，不给社会发展空间。另外一条路，通过市场化的手段，真正解决最多环境问题，并不一定是舆论和法律约束，反而是企业无数的技术创新。

　　当环境资源、环境要素变得越来越稀缺、昂贵，市场对生产要素、对价格变化的敏感性越来越高，资源的回收利用、生产效率的提高，成为企业回应生产要素变化的自主追求。像氢能汽车、太阳能汽车、太阳能电池，这些不是西方政府计划出来的，而是市场的变化导致了企业的创新活动。当然西方政府对企业清洁能源、新能源的开发和创新给予很大的法律保障，包括免税政策，中国可以借鉴。

　　马军：在西方，左翼的“绿化”、政治思考更激烈，右翼缓一些。两者区别在于，左翼更强调从国家制度、从伦理、政府的干预去解决环保问题；而右翼更强调市场的干预、经济手段，最后妥协的结果就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

　　生态文明也确实涉及路径的选择问题，但是我们可以共性的来看，弥合这样的差距，无论选择哪一种路径必须遵循共同的善治原则，比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