吨）可用 39年；再加上待发现的石油资源量（共 3574亿吨）可用53年；而天然气和煤炭分别是 63年和90年。如果说20世纪是化石能源的世纪，那么21世纪将是化石能源换代的世纪。在这个能源的历史巨变中，怎不引发社会与经济的分娩般的阵痛，此次粮食危机乃其一也。
 
    石油换代的阵痛在中国将尤为剧烈。中国化石能源剩余可采储量中，石油只占4%，约35亿吨标煤，储产比已到警戒线11（均按2005年计），而消费量是世界第二，进口依存度近半。这是一次求供倒悬和无米之炊的“巨痛”。中国自1994年为石油净进口国后，2006年的3.2亿吨石油消费中有1.8亿吨是进口的，进口量还将继续扩大。进口石油非“一买一卖，按价付款”那么简单，中国70%的进口石油来自不稳定的中东地区，要通过马六甲海峡。需要多大投入才能保障这条海上石油通道？才能将俄罗斯和中亚的油气流入中国？这是需要付出巨大资金、政治、外交，以至军事代价和承当巨大风险的，其隐性成本比表观价格要高许多。
 
    应对石油换代“阵痛”的另一条路是“走出去”开发国外石油资源。但我们已晚于西方国家一个世纪，这已经是肉少骨多和争夺“最后一杯羹”的战场而不是伊甸乐园。面对风云突变的国际舞台和形势不稳的石油资源国，这更是一项代价和风险度极高的境外投资。国际能源组织报告IEA2007中就提醒中国和印度，要十分注意过分依赖中东石油的“海湾石油瘾”可能产生的近期和远期风险。
 
    “扩大进口”和“走出去”可以“止痛”，但“替代”才能“治病”。可惜不久前颁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提出的目标是：“力争到2010年使可再生能源消费量达到能源消费总量的10%，2020年达到15%。”其实，按国际惯例属于常规能源的大水电在2006年就已经占到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7%了，2020年的非水能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目标实际是 7%左右，其中生物燃料对石油燃料的替代指标是2%（欧盟是 10％、美国是20%）。中国在化石能源替代上的决心和步子显然是不大的。
 
    此次世界粮价危机中，中国良好的粮食表现靠的是“立足国内”和“粮食自给率 95%”的好战略， 而同样是国家战略物资的石油， 进口依存度却已近 50%。 按石油储产比 11，到 2020 年将所剩无几，60%的进口依存度是打不住的。“立足国外”和“坐吃山空”的石油政策还能够维持多久？现在提出要向“非常规油气”进军，但“部分关键技术需要持续攻关，且投入大、周期长，经济效益短期内难以实现”。为什么不可以改变一下传统的工业思维模式，把目光多投放一些到生物燃料和“三农”上来，把石油替代真正抓起来。 
 
    如果设想，像美国2030年生物燃料替代 30%的石油运输燃料那样，中国石油替代也能达到 30%，中国的能源安全和“三农”将会是个什么样子？
 
    六、生物燃料是替代石油的唯一选择
 
    1973年世界石油危机发出警讯后，石油进口国就开始寻思“替代”了。
 
    巴西和美国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以甘蔗和玉米生产乙醇替代石油； 90年代美国进行了长达 5年的以甲醇作为运输燃料的试验，但以失败而告终；1999年，克林顿发布《开发和推进生物基产品和生物能源》总统令，大力推行生物燃料替代；布什上任后又主张发展氢能，在世界掀起过一阵“氢能热”，后来又改口说：“这不是近期的解决办法，也不是中期的解决办法，而确实是远期的解决办法”，转而大力支持生物燃料替代。2005年美国颁布的《国家能源政策法》中“要求燃料制造商到2012 年在汽油中必须加入 2250万吨生物乙醇， 可以每年减少2